人口总量指标固然重要，但它却是一个滞后指标，制定政策应有前瞻性，在人口政策上犹应如此。出生人口才是对一国经济活动影响最深远的指标，不过，其实质影响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体现出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生儿数大增长，其影响到了改革开放和城市化阶段才体现出来，同样，新生儿减少的深刻影响要在二三十年后才能看到。

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本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比例低，从而有利于储蓄和资本积累，后来渐渐地被人望文生义，变成了总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供应充分的意思。廉价劳动力供应充分对应着工业化未完成，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工业化，显然这种“红利”不值得高兴，渡过了刘易斯拐点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科学的人口红利概念关联的是经济结构。

是滞后地关注人口总量和概念混乱的人口红利，还是前瞻性地关注人口结构和出生人口数据，导致当下人们在人口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

在结构派看来，出生人口减少和生育意愿低迷后果严重。一是等出生人口少的代际进入劳动年龄后，将会抚养更多的老人，支付更多税收，这对年轻一代是巨大负担；二是总人口减少后，收缩型经济体十分难以管理，同时也大大影响创新。

反对者则认为：一、人口总量少点，人均资源更充分，是好事；二、人口质量比人口数量重要，数量减少不要紧，可以通过质量提高来解决；三、人工智能等科技进步未来将使劳动力需求大幅减少，人口减少不要紧。这三大理由很有市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口少些当然好，或许五亿、八亿人口最佳，但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良性运行更重要的是人口内部的代际关系。提高人口质量可以提高个体生产能力和收入，但改变不了代际结构问题。人工智能等科技可以提高生产能力，但技术对人口结构是中性的，一样解决不了人口代际矛盾。

我国出生人口在二孩政策引起一个小高峰后，近三年来新出生人数继续下台阶，2020年新出生人口已降到1200万，与此同时，意愿和实际的总和生育率都大大低于正常替代水平，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图进入收缩型的趋势比较明显。人口是慢变量，也是硬变量，“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很危险，早该采取有力的人口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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