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就业率是一个非常综合复杂的问题，绝不可能仅仅与人口总量正相关，而是与一系列的综合指标有着微妙的连锁反应。

其实李铁此文的标题是在制造一个并不聪明的逻辑陷阱，用非此即彼的逻辑来倒推结论，特别容易让观者产生直观认同。

然而，当我们在谈论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时，必须首先从宏观大视野上梳理，以相对较长的历史周期为坐标参考。

遗憾的是，正如我上一篇文章中写到的，在宏观上我和梁建章提出的观点、数据，是站的住脚且可证明的，而李铁在微观上却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可供证明或证伪的实例，仅凭经验型判断进行反驳，实在缺乏说服力。

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

首先，李铁认为梁建章“提高生育率解决经济发展滞后”的观点是走入了研究的误区，并以就业压力为判断依据，其根源在于他对于中国就业率与人口形势的关系存在误判。

按照李铁的表述，我可以理解为，他认为中国严重的就业压力是因人口数量过剩所致。

显然，李铁依然没有认清中国老龄化趋势对于就业压力的深远影响。本质上，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源自老龄化而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随之带来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等一系列传导效应。

我再次非常明确地阐述这一观点：人口，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性指标。人口衰减，必然带来人力资本匮乏，科技创新动力不足。

老龄化是一种非常宏观的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正在变老，但我们每天生活和工作在最微观的层面上，这种趋势是要有足够长周期才能感知到的。如果不从当下时刻就开始延缓、抑制、扭转这种趋势，30年后的老年中国将面临非常不利的局势，这一点，我在此前的文章中有过详细说明，不再赘述。

其次，我特别不能认同李铁的这种说法——“梁建章和毛大庆看来，生育率就是一个筐”。

生育率当然不是筐，但生育率指标绝对是一个经济体在大周期内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很多基础指标的预测都应该以生育率为重要参照和预测依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当然是需要多维度共同推进的，绝非简单的人口数量问题。但我一直强调的一点是：人口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可持续的人口结构，其他所有因素的实现可能性都将大打折扣，甚至成为空谈。

在这里，仅以互联网产业为例，因为这是过去十年间中国享受人口红利最充分的一个领域。不断增长的人口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发展的巨大空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实体商品在线零售占比达到27%，远高于2014年的10%。中国大陆拥有7.1亿用户（根据2020年3月CNNIC数据），网上购物的渗透率为79%。

正是由于中国市场最近十年来巨大的人口体量优势，让电子商务用户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并迅速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域扩张。

当然，用户长期增长的动因是优越的用户体验、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多样化的产品提供，但这一切的根源来自市场规模，亦即人口体量。

第三，李铁指称我们在谈论人口问题时忽视了人口素质，但他却刻意回避了人口素质在人口数量中的比例问题。

关于提升人口素质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本次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范围，但既然被李铁拎出来强调，我也就此简单说明。

任何问题都不应抛开总量而谈绝对数字，万物相对，如果没有足够庞大的人口总量为依托，我们不可能奢求每一个新生人口都会成长为社会精英，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自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优生优育，现实情况是，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家庭教育成本也在逐年增长。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就是李铁所强调的人口素质提升，消极意义则在于，独生子女成为每个家庭唯一的希望，沉重的教育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成才回报率产生了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教育体系陷入了一个对于年轻人并不太友善的怪圈。

第四，李铁认为我对于印度的预期过高，并提到他并不看好印度的未来。他认为“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累赘。”

根据目前的中印人口增长趋势，当21世纪第三个十年结束时，很大概率上印度将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但以当前的中印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力而言，我当然不认为印度在人口超越中国的同时也会实现经济超越，但不可忽视的是印度人口对其经济的正向意义。

改革开放初期及中期，中国的人口优势集中在劳动力数量庞大、价格低廉，而依托于此优势的制造业与外贸是中国重要的增长动力。然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这两大优势都在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而逐渐消减。

与中国相比，印度今天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且价格优势愈加明显。

我简单了解了当前的印度人口结构。

总量上，印度比中国少0.5亿人口，但有效劳动力比中国少3亿，另一个令我感到震动的数据是，印度14岁以下人口竟然比中国多1.3亿，这意味着到了2050年，印度核心劳动力人口将比中国多1.3亿，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红利差距指标，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忽视。

从老龄人口上看，印度的预期寿命较中国低8岁，中国预期寿命是76岁，印度是68岁。基于这一点，从中国的角度讲，中国的居民健康指数更高，但从印度的角度讲，印度的养老负担相对更小。

虽然印度社会在今天依然存在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比如科技化程度依然较低，人工智能和产业自动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另外，印度15岁-29岁的青年人口的失业率高达30%以上，这些都是印度人口红利背后的隐忧所在。

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坚持一个恒定的观点：人口总量一定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基础，有人，才可能有红利。一旦印度克服、解决了国内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人口红利的爆发将是可以预期的。而中国，如果不从现在开始为老

第五，关于中国与日本的老龄化对比问题。

李铁的所有论据始终指向“老龄化并不妨碍中国发展”的观点上，但我注意到他文章中的一个细节，即以日本举例：“日本的高龄人口的就业基本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年轻人则更多地从事工业和研发性质的就业岗位，这是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

如同中国问题与印度问题不能在同一个维度、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相比较一样，中国与日本，虽然一衣带水，经济联系紧密，但深入到最核心的人口问题时，绝不是效仿、参照、预期的逻辑。只要简单了解一下日本的国家资源、产业结构，大概就能得出以上结论。

日本的经济结构与中国完全不同，上世纪90年代初，当所谓“失去的二十年”刚刚开始时，也就是日本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之初，日本的社会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公共资源的发达程度也远超今天的中国。另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问题是，在日本老龄化趋势发生前，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都已经很强，以科技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业已形成。

首先，日本的人口绝对数量不到中国的10%，因此人口收入结构中的底层人口总量也远低于中国，而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却极大的超过中国。2018年的统计显示，在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排行中，日本位列第11位，是唯一上榜的亚洲国家，而全球GDP第一的美国则位列第23位。

其次，尽管日本的老龄化非常严重，但由于有着强大的社会总财富基础，所以日本政府可以长期执行异常优厚的养老政策，对老龄人口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每一届政府选举时首相拉票的筹码。

养老金一直是日本社保支出最大的部分，且仍在持续增加。

1970年日本社会保障支出为3.5万亿日元，2018年增长到121.3万亿日元。

1970年，养老金支出为0.9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24.3%，2016年， 养老金支出达到54万亿日元，占社会保障支出总额的近一半。

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日本，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金也在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

写在最后

回到李铁文章的核心议题：人口问题与就业压力。

从短期看，增加人口对于解决就业问题的实际效果可能不会明显，毕竟，人口总量的提升、生育率的上升是长周期的问题。在短期内，尤其是疫情影响下的当前社会经济环境中，对于应届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就业扶持必须要加强，对于小微民营企业和城镇经济的帮扶力度也要加大，对于劳动保障体系的完善工作也要加速进行。

而在长期上看，中国所有的就业压力都可以追溯到老龄化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上。中国现在需要做很多事来应对未来30年的老龄化趋势，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紧迫的，就是持续推动鼓励生育政策的落地和执行，在教育成本和教育体制上进行复合化运作，让育龄人口生得起、养得起，还要教育得起。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问题是国之根本问题，怎么可以如此消极地以“尊重市场做出的自动选择”（如李铁言）泰然处之？

作者为区域经济学博士后、国家科技传播中心首席顾问、优客工场创始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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